2022年7月，B站發(fā)布的一則名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的視頻意外走紅網絡，播放量超過3000萬，一度登上各大平臺的熱搜榜單。視頻中提到的“精神內耗”與時下的網絡熱詞“內卷”“躺平”，皆是青年群體對快節(jié)奏的社會生活和高度的物質、精神壓力在思想層面的變相投射。“精神內耗”又稱“心理內耗”，最初是在心理學領域被提出并運用，主要指人在進行自我控制時，兩個理念不同、觀點不同的“小人”，相互爭吵、相互拉扯、彼此沖撞，導致心理資源被過度消耗而出現的精神倦怠。在學習工作方面，表現為對既定的成功精英階層有追求執(zhí)念，行動上卻擔心失敗而躊躇不前;在人際交往方面，表現為情緒極度敏感導致容易放大小矛盾、小摩擦，卻又為避免與他人沖突而選擇主動討好;此外，還表現為糾結過去生活的遺憾，擔心未知的未來等。上述情緒基調在一定時限內、一定范圍內可被視為正常的心理波動，但是如果持續(xù)存在且不加以調整、疏導，就容易陷入焦慮緊張、自我懷疑甚至窮思竭慮的惡性循環(huán)。目前關于精神內耗問題的討論，多見于微博、知乎、豆瓣等媒介平臺，學術層面的研究還不多見。青年作為最富有朝氣和夢想的中堅力量，重視其情緒基調與感受的動態(tài)變化并及時加以調整，是保持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的應有之義。因此，在分析青年精神內耗表征的基礎上，深入剖析其生成根源并提出應對之策，對了解青年的思想動態(tài)，化解青年的思想危機進而培養(yǎng)堪當大任的“時代新人”，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青年精神內耗的主要表征

隨著現代社會的急劇轉型，快節(jié)奏的學習、生活和工作壓力，迫使青年像抽打的“陀螺”“隨著時代的巨大鐘擺而運轉，直到筋疲力盡”。“內卷”“躺平”“佛系”“喪”，皆是青年以詼諧幽默的趣味方式表達著對當下社會現實的抗爭。在“卷不卷”“躺不躺”“佛不佛”“喪不喪”的相互摩擦、拉扯和消磨中，加速著自身精神內耗的積淀生成，主要表現為自我懷疑、自我攻擊、糾結猶豫的特征。

1.無休止自我懷疑:瞻前顧后與猶豫不決并存

青年出現精神內耗癥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完美主義的社會規(guī)定。完美主義的社會規(guī)定，主要是指“個體感受到來自重要他人和現實社會卓越標準的壓力，盡力去滿足別人對他/她的期望，生怕別人對他/她失望”。擁有完美主義傾向的青年，在急劇“白熱化”的社會競爭和強勢的社會規(guī)則面前，使出“渾身解數”規(guī)避自己犯錯，期望達到自己、他人和社會制定的高標準。然而完美主義的追求背后隱藏著對失敗的恐懼，就像兩個相互拉扯的“小人”在內心世界相互沖撞以期避免錯誤的發(fā)生，致使青年在“腦補”消極后果的過程中猶豫不決、瞻前顧后。不僅如此，經濟社會高速蓬勃發(fā)展為“千禧一代”和“Z世代”青年提供了完全不同于父輩的相對優(yōu)渥富足的物質文化生活。同時，自立自強、踔厲奮發(fā)的主流觀念，已經由外而內地嵌入青年的價值認知，并且在逐漸內化中升華為青年的價值認同。物質和精神相對豐裕的青年本應承擔比父輩更大的使命、完成更重要的任務、取得更大的成就。然而，不斷涌現的“我太難了”“社畜”“Emo”“打工人”“葛優(yōu)躺”“小鎮(zhèn)做題家”“佛系”“躺平”等描繪青年社會心態(tài)的網絡熱詞，折射出對階層固化、社會不公平的不滿甚至是憤恨情緒，青年在“內卷”還是“躺平”的猶豫中瞻前顧后、不知所措。

2.無止境自我攻擊:理想豐滿與現實骨感交織

“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青年在國家、社會和父輩的多重關愛之下，容易陷入“物質生活的樂觀主義迷思”。“溫室里的一代”認為自己能夠憑借高學歷、高文憑在現實世界中以一己之力實現“35歲財務自由”，然而學習、就業(yè)、買房、婚姻、養(yǎng)孩等現實壓力與預期目標出現偏差，致使青年較為普遍地陷入焦慮、自卑的泥潭不可自拔，只能無奈自嘲為“打工人”?！吨袊鴩裥睦斫】祱蟾?span lang="EN-US">(2019—2020)》顯示，“18~34歲青年的焦慮平均水平高于成人期的其他年齡段”。同時，據《2022國民健康洞察報告》調查，超過90%的人擔心自己有心理問題，其中擔心自己患有焦慮癥和抑郁癥的分別占據50%和44%。不僅如此，《逆卷而行—2021青年男女健康調查報告》顯示，超八成青年職場人曾擔心自己會猝死，從未擔心過猝死的比例僅為18.1%。18~35歲的青年男女中，89.1%感覺有壓力，87.3%感到疲勞，71.2%感到孤獨。其中，“90后”是壓力與疲勞感知最高的人群。理想的“高開低走”和壓力的無限升級，打破了青年人對物質生活和個人發(fā)展的樂觀預期。一些青年的目標追求遭遇現實碰壁后，選擇以“卷王”的姿態(tài)，試圖通過“自我壓榨”的方式在非理性的激烈競爭中突圍。另一部分不堪壓力重負的青年則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進行“自我貶低”和“自我攻擊”，嘗試在焦慮、緊張、敏感和懷疑的氣氛中，以低欲望或消極遁世的形式自我慰藉。

3.無止境糾結猶豫:反芻過去與憂慮未來雜糅

當個體經歷了失敗、挫折、打擊、失利、喪失等負性事件，或者正在面臨壓力較大的重大事件之時，都會反復思考“為什么會失敗”“如果失敗了，我該怎么辦”。如果不能及時處理或者應對不當，就容易陷入長期且重復的思想旋渦中無法自拔。青年精神內耗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在于花費太多時間“自我討伐”“反芻過去”，卻沒有理性有效的行動措施，周而復始直至精神疲憊。有關調查顯示，“僅有11.7%的年輕人23點之前入睡，50.93%的年輕人24點之后才入睡，其中41.3%的“80后”24點之后入睡，近半數“90后”24點之后入睡”。當然，熬夜失眠的原因形形色色，其中不乏有些青年在腦海中上演一場又一場小劇場，復盤白天的小失誤是否給自己和他人造成麻煩與困擾。同時，在完美主義的綁架下，反芻過去與憂思未來的相互雜糅，構成當下一些青年人的精神基調?？傮w而言，人們的焦慮有40%左右來自對未來的擔憂，30%左右源于過去的事情。從事業(yè)方面看，大學生群體面對高校畢業(yè)生人數持續(xù)增加和就業(yè)崗位相對有限的結構性矛盾，尤其是全球疫情沖擊更使供需脫節(jié)矛盾進一步深化，青年群體似乎集體陷入體制內外的糾結猶豫中;從家庭方面看，青年群體面對情感問題、經濟問題以及子女教育的巨大物質和精神壓力表現出的茫然使得精神內耗加劇擴展，“不婚主義”成為一些青年逃避壓力的被動選擇。
二、青年精神內耗的生成根源

精神內耗是青年群體面臨巨大社會壓力和時代困境呈現的獨特癥候。這種癥候的生成根源是復雜的，既離不開功績社會中資本邏輯的變相驅動，也是流量為王驅使下媒介無限放大焦慮的結果，還與文憑教育背景下“社會身份”的結構性失位有著直接的關聯(lián)，更與工具理性擠壓下“價值理性”的日漸式微密不可分。

1.魅惑:功績社會驅動下“自我剝削”的主動選擇

2019年3月，一名互聯(lián)網程序員在GitHub網站發(fā)起了“工作996，生病ICU”的項目，道出了互聯(lián)網“大廠”青年員工在績效工資魅惑下疲于工作的心酸。話題伊始，一些電商公司巨頭發(fā)出了“996是福報”的忠告，直接將“996”工作機制推到了風口浪尖，頻頻登上熱搜，也因此入選了2019《咬文嚼字》十大流行語。“996”加班文化多次在網絡上引發(fā)熱議之后，很多互聯(lián)網企業(yè)在2021年相繼取消這種工作模式，閑暇時間的增多本應得到更多人支持，然而調查顯示互聯(lián)網公司字節(jié)跳動有“30%的人不支持取消”。

究其原因，這與獎懲制度馴化的肯定性社會，即功績社會有一定的關系。功績社會中績效或者KPI已經成為“打工人”持續(xù)價值輸出與創(chuàng)造的內生動力。

這種看似“樂于加班”“自愿加班”的行動，實際是功績社會存在的績效主義驅使下的“魅惑拼搶”。傳統(tǒng)的雇傭關系被“魅惑拼搶”的競爭關系打破，勞動者從“他者異化”向“自我異化”轉變，在“自我暴力”的強制襲擊下，員工以更加自覺、積極、主動的方式進行“自我壓榨”和“自我剝削”，乞求在非理性的競爭中“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韓炳哲認為勞動者“同時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不可否認，數字技術的迭代升級給我們生活提供諸多便利的同時，也使得績效考核無孔不入。上述情況在基于APP網絡平臺工作的青年網約工群體(諸如快遞小哥、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代駕等)身上表現尤為明顯。一方面，平臺對每一個網約工設置獨立打分系統(tǒng)并綜合排名，確定派單的優(yōu)先順序和獎懲實施，以達到“算法約束”的目的。另一方面，網約工為了獲得更高的積分和更好的收益，只能以超額的身體及精神付出在既定軌道上奮力奔跑。

2.渲染:流量為王驅使下“販賣焦慮”的網絡表達

網絡文化土壤催生了“販賣焦慮”的社會熱詞不斷涌現，營造了一種全民焦慮的景觀。比如:身材焦慮方面，“反手摸肚臍”“鎖骨放硬幣”“A4腰”“耳機線纏腰”等話題，在短時間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輿論爆點;教育焦慮方面，在學歷貶值、教育加速內卷的時代背景下，家長們似乎集體陷入“如何當好‘虎媽’‘狼爸’”“怎樣培養(yǎng)‘雞娃’”的困惑中。然而，隨著一篇《我偷看了海淀雞娃號的秘密》微信推文的傳播，道出了“雞娃號”背后販賣焦慮的“生意經”。

探其本質，首先，一些自媒體將“流量為王”奉為圭臬，造就了焦慮情緒的野蠻繁殖。為了吸睛引流，諸多標題黨抓住了青年“向上比較”“同輩比較”的心理，在自媒體平臺大肆轉發(fā)分享諸如《你的同齡人正在拋棄你》《不要讓你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上流社會的邊緣人》等文章?？偨Y其共性，自媒體平臺從生存之道出發(fā)，以制造懸疑、強化焦慮、直擊訴求為“餌”，發(fā)布一些極端的優(yōu)秀個例(包括虛假案例)，采用同輩比較和夸張個性的手法營造出“群體優(yōu)秀”的虛假現象，直擊青年網民“壓力山大”“身份平庸”的痛點和弱點，以達到增加流量的目的。不僅如此，一些營銷號還雇傭網絡水軍為焦慮氛圍造勢，致使缺乏理性思維的青年在強勢輿論中淪陷。其次，情感共鳴和身份認同推動了“販賣焦慮”的網絡表達。一方面，面對青年較為關注的“階層固化”“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等熱點話題，自媒體平臺或發(fā)布關于“星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的鬧劇丑聞，或發(fā)布“工作三年，年薪百萬”成功學心靈雞湯，契合了青年心理補償的需要，在情緒共振中以自嘲、反諷的方式傳遞焦慮。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蓬勃發(fā)展將天涯變咫尺，青年可以突破地域距離在網絡世界中迅速尋找同伴，以“入圈”或者“組圈”的方式“販賣焦慮”。甚至一些“偽焦慮”青年為了避免成為青年群體中的“他者”，在遮蔽真實自我的過程中“跟風”焦慮以尋求身份認同。

3.反差:文憑教育背景下“社會身份”的結構失位

目前，“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觀念，仍然是很多普通人打破階層固化、提升社會身份、實現向上流動的人生法則。在過去一段時間里，文憑與身份之間的相互聯(lián)結，使得很多人能夠借助學歷“硬通貨”實現了階層躍升。正是受“身份文化”的長期影響，當代青年在進入社會之前，已經預想了自己未來的身份、地位、收入、職業(yè)、圈層以及生活方式?？梢哉f，“現實社會結構‘生產著’人們對自己或他人所處類別的社會預期”。然而，文憑教育生產的具有較高身份預期的年輕人與其實際從事的工作發(fā)生了結構性失位，向上流動渠道的窄化致使依靠文憑提升“社會身份”的計劃在現實挑戰(zhàn)面前遭到質疑。

深究其因，首先，“精英循環(huán)論”堵住了劣勢階層向上流動的渠道。在20世紀后半葉，美國社會學家展開了教育與社會階層關系的討論，形成以Collins和Bourdieu為代表的“精英循環(huán)論”和以Blau和Duncan為代表的“精英再生論”兩種觀點。在此基礎上，中國學者對“精英循環(huán)論”和“精英再生論”展開了激烈討論。眾多實證研究表明，近年來，精英階層手中掌握的眾多優(yōu)勢資源為代際傳遞的實現提供了重要保障，高等教育對個人社會地位改善和社會階層躍升的作用逐漸弱化。因此，很多劣勢階層發(fā)出了“寒門再難出貴子”的無奈呻吟。其次，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和普及化發(fā)展，使文憑的“硬通貨”功能不斷弱化，進而引發(fā)學歷的“通貨膨脹”。據教育部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7.8%，普通本科招生444.60萬人，研究生招生117.65萬人，其中，博士生12.58萬人、碩士生105.07萬人。從表面看，高等教育的擴招政策似乎可以借助延長教育時間減緩部分青年就業(yè)壓力，但卻在短期追求中遮蔽并加劇了社會結構性失衡，致使文憑教育的分流作用不斷弱化。不僅如此，有關調查顯示，2020年大學生最期待的就業(yè)去向，公務員占12.4%，事業(yè)單位占13.8%，國有企業(yè)占16.7%，總體來說偏向體制內相較2015年33.6%上升了9.3個百分點。體制內工作相對有限與畢業(yè)生數量不斷擴張的矛盾，進一步導致了勞動力結構的供需失衡。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相對固化的專業(yè)類別、課程設置、培訓體系等滯后于勞動力市場的需求，響應市場彈性變化的調整能力較弱。高等教育對學生的應用能力、實踐操作能力、突發(fā)應急事件處理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人際交往能力、抗壓能力的培養(yǎng)相對缺乏，難以達到技術人才尤其是高精尖技術人才所需要的技能水平，形成了高學歷與低能力的結構性矛盾?？傊谏鲜霈F實挑戰(zhàn)面前，青年群體對文憑教育的分流作用在篤定到懷疑、希望到失望、肯定到否定的過程中不斷墮落，在社會屢屢碰壁后不知所措，進而加劇自身精神內耗的生成。

4.對抗:工具理性擠壓下“價值理性”的日漸式微

青年生活的時代背景是理解精神內耗現象的鑰匙。當代青年一方面與生產力不斷提高和物質生活不斷豐富相伴，另一方面與“物質至上”和“實用至上”的價值觀念相隨。實用至上的工具理性在青年日常生活中漸漸滲透、日益擴張甚至成為衡量一切的主導性思維。具體表現為:淡化理想信仰，注重實用務實;忽視形式規(guī)則，追求實際結果;輕視集體價值，講求個人利益。尤其在重大疫情引發(fā)的物資匱乏、就業(yè)嚴峻、收入不穩(wěn)定等現實挑戰(zhàn)面前，個人層面的發(fā)展在現實生活中遭遇阻礙，進而引發(fā)焦慮、緊張、不安等情緒，最終陷入精神內耗。

究其本質，青年精神內耗的產生，除了與資本邏輯、技術推動以及制度因素有關，其深層次根源在于“價值理性”的日漸式微導致的精神匱乏。面對高負荷的生活和工作壓力，青年容易倍感焦慮，甚至產生逃避心理。這種情形本身無可厚非，但在資本加持和個體心理推波助瀾之下，泛娛樂化思潮借助新媒體技術在現實社會持續(xù)發(fā)酵，為青年營造了內心極度渴望而“日常生活無法提供的精神‘烏托邦’”，這無疑打開了情緒宣泄、逃避壓力的出口，在看似自由的虛假幻想中麻痹自我、躲避崇高。不僅如此，馬克思明確指出，“具體的人”的思想和行為是現實社會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市場經濟和資本逐利本質的影響下，在工具理性日漸強盛、價值理性日漸消弭的特殊境遇中，各種夾雜著拜金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的錯誤思潮，充斥著青年生活的各個領域，直接催生了一批患有“物欲癥”的實用青年。“效益化”和“有用性”成為部分青年衡量一切的標準甚至是唯一標準，追求財富、衡量效益、注重結果，成為部分青年行動的終極動力和目的。基于此，對理想信念和價值信仰的功利化審視，容易導致青年審美的庸俗;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和集體利益的忽視，容易導致青年心靈的空虛;對工具理性的推崇和價值理性的拒斥，容易導致青年心理的病態(tài)。

三、青年精神內耗的應對之道

青年精神內耗是社會制度、媒體環(huán)境、資本邏輯和個人精神匱乏復雜作用的結果。因此，擺脫青年精神內耗之困，需要從認知層面理性認識功績社會的“自我異化”，技術層面主動消解網絡社會的焦慮氛圍，制度層面積極滿足文憑教育的身份預期，個人層面以精神涵養(yǎng)實現價值理性的回歸。

1.理性祛魅:以理性認識還原青年多樣性和復數性行動

阿特倫在《人的境況》一書中提出“活動的生命”，除了亞里士多德指明的創(chuàng)造和生產兩種活動之外，還具有“行動”特質。人類社會的多樣性和復數性行動為每個人生活賦予了多種樣式和可能，使社會呈現多元豐富的特征。功績社會驅使下“自我剝削”的個人選擇，正在使人類社會呈現單向度的線性進化。機械化的工作模式，使人們的生命意義和生活價值悄然喪失。因此，與形式主義的“996”相比，青年更應該主動打破“自我異化”思維定式，以理想認識還原“活動的生命”原本的幸福與愜意。

(1)主動忙碌:化身時間管理大師，平衡工作與生活。有關調查顯示，僅有30.7%的受訪青年認為自己的時間利用非常高效，55.2%的受訪青年覺得時間管理做得一般。而在時間管理不夠高效的原因中，懶散、不想做事占據65.7%，拖拖拉拉、優(yōu)柔寡斷占據61.1%。工作效率不高，只能依靠延長勞動時間創(chuàng)造價值。因此，主動忙碌是以效率為導向的現代社會還原多樣性和復數性行動的關鍵。在勞動力市場中，體制內外的工作強度受績效影響的差異明顯，體制內個人收入與個體行動力的關聯(lián)性較弱，這也是重大疫情背景下青年發(fā)出“宇宙的盡頭是編制”吶喊的重要原因。而體制外工作與績效的關聯(lián)度非常高，其線性收入與付出成本緊密相關。因此，在其他變量恒定的情況下，體制外工作的青年工資收入對其行動的驅動力更強、更直觀。為了打破“自我異化”的思維定式，青年應該主動設定目標、劃分階段、掌握節(jié)奏、按部就班地全身心投入，這不僅是高效平衡工作與生活的最佳方法，也是適應職場生存法則的能力顯示。

(2)個體自覺:優(yōu)化彈性時間結構，利用網絡為學習賦能。自我能力不斷提升是有效應對工作、提高效率的重要法寶。首先，賦予時間價值感，利用碎片化時間建立附加型學習方式。比如上下班的路上，青年可以利用碎片化時間將網絡作為尋找知識的中介，利用閑暇時間通過零存整取的方式吸收知識、闡發(fā)見解、創(chuàng)新重構，以此循環(huán)往復、不斷升級。附加型學習方式既可以彌補碎片化學習不夠系統(tǒng)的缺陷，也可以在擺脫前人思維定式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建構。其次，賦予學習積極情感投入，應對生活遽變。社會環(huán)境的日新月異、加速變遷，給工作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們更應該以積極的態(tài)度，利用網絡在碎片化時間為學習賦能、提升自我。

2.焦慮消解:以網紅甄選和網絡監(jiān)督緩解青年焦慮氛圍

如前所述，青年精神內耗在很大程度上與網絡社會“販賣焦慮”有關。網紅作為網絡社會集聚大量粉絲的領袖人物，成為互聯(lián)網“原住民”青年模仿和效仿的主要對象。為了更快速、更高效地吸引粉絲以博取流量，受利益驅動的網紅需要快速了解網絡“原住民”的情感動態(tài)以便炮制契合其心理需要的信息。目前，面對買房難、工作難、養(yǎng)孩難等一系列的壓力，“一夜暴富”“加速內卷”“持續(xù)躺平”各種糾結縈繞在青年群體中。不少網紅捕捉到這一心理需要之后，在網絡上以“擺爛”“賣慘”的方式，試圖引起粉絲情感共鳴，其間還夾雜著消費主義、拜金主義、功利主義、物質主義等錯誤思潮的滲透，讓青年在“娛樂一切”的氛圍中消解崇高。因此，甄選“正能量”網紅的同時加強網絡偵查，對凈化網絡環(huán)境、重塑青年價值觀意義重大。

(1)價值引領:甄選“正能量”網紅，發(fā)揮“德治”教化作用。作為信息輸出的首端，網紅輸出的內容中蘊藏的價值觀及意識形態(tài)，無形中影響著粉絲群體。青年作為粉絲群體的中堅力量，無形中遭受到“正能量”“負能量”的雙重侵襲。因此，面對良莠不齊的網絡信息，建立有效甄選機制，是幫助青年群體避免錯誤思潮影響的關鍵。甄選“正能量”網紅，利用算法技術精準投放青年圈層顯得尤為重要。選取一批與命運抗爭，堅持不懈矢志奮斗的勵志網紅;推選一批傳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的傳播大使;發(fā)展一批奮戰(zhàn)在一線，守護人民幸福和安康的愛國網紅;挖掘一批在普通崗位上精益求精的勞動模范等。將這些不同領域的“正能量”網紅通過算法技術精準推送到不同圈層的青年群體中，以身邊人講述身邊事的形式發(fā)揮其價值引領示范作用，從而自覺抵制甚至消除“負能量”信息的影響。

(2)凈化空間:強化網絡偵查監(jiān)督，建立“法治”“自治”協(xié)調機制。要消除網絡“販賣焦慮”對青年的影響，除了解決信息發(fā)送首端的問題，還應該強化信息傳播過程的督查，做好輿論審查與監(jiān)管。網絡的虛擬性、交互性、隱蔽性，為網絡空間里消極低俗內容的生產和傳播提供技術支撐。因此，建立多元參與的互聯(lián)網監(jiān)督治理機制勢在必行。首先，建立國家與圈群雙向互動的“法治”協(xié)調機制。一是完善國家層面有關網絡監(jiān)管的政策、文件和意見，建立硬性管理和軟性治理相結合的網絡監(jiān)管新格局;二是建立圈群規(guī)則和圈群標準，避免網絡極化的輿論發(fā)酵和去中心化的主流價值偏離。其次，提升網民自身素質，加強“自治”。健全網民公約，提升網民辨別是非、美丑、善惡的能力，養(yǎng)成獨立分析、辯證思考的品格，避免成為傳播不良信息的“助推手”和“擴音器”。

3.制度破壁:以教育改革和制度創(chuàng)新滿足青年身份預期

受文化資本邏輯的慣習影響，名校畢業(yè)似乎意味著擁有了身份提升的“通行證”，可以憑借學歷實現社會地位的改善。但現實情況是，“高學歷”并非衡量就業(yè)、高薪以及工作穩(wěn)定的唯一標尺，由此導致青年在現實焦慮和未來迷茫的雙重疊加中加速自身精神內耗。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從教育改革和就業(yè)制度保障兩方面著手，以制度破壁的方式滿足青年提升社會身份的預期。

(1)需求側:深化教育體系改革創(chuàng)新，滿足青年提升社會身份的預期。高校傳統(tǒng)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內容滯后于社會發(fā)展的現實需要，是大學生難以滿足提升社會身份預期的重要因素。因此，高校的專業(yè)課程設置應該立足于經濟、政治、社會發(fā)展的現實需要，從青年勞動力結構的構成要素入手，更新專業(yè)理論知識與實習培訓、實踐創(chuàng)新雙管齊下，以便于青年在激烈的競爭市場中謀得與自己文憑教育相符合的就業(yè)崗位。除此之外，高校還應該建立和完善心理保健和心理治療相結合的教育機制。目前，高校心理教育健康工作機制呈現片面性特點，比較關注甚至只關注表現出明顯心理問題的學生。建立健全預防、干預、治理一體化的教育機制，培育青年的獨立性和適應性，提升自身的抗壓能力，從而促其健康成長。

(2)供給側:深化就業(yè)制度改革創(chuàng)新，滿足青年提升社會身份的訴求。受目前國內外宏觀經濟的影響，特別是新冠疫情的沖擊以及高校畢業(yè)生人數史無前例的激增，“就業(yè)難”已經成為制約社會平穩(wěn)發(fā)展的重大難題。理性審視就業(yè)難背后隱藏的社會結構性失位導致的社會階層固化問題，或許可以對滿足青年提升社會身份的訴求提供部分啟示。一方面，疏通階層流動渠道，建立公平與效率相統(tǒng)一的制度體系。個人努力和文憑教育等后致性因素難以打破強勢階層的“精英復制”，向上流動的渠道被堵塞。因此，國家應該出臺公平與效率相統(tǒng)一的階層流動制度，充分發(fā)揮文憑“硬通貨”對人才的篩選功能，避免青年在奮斗者與躺平者心理拉扯中淪落為“蹲族”。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催生了許多新興就業(yè)崗位，為青年提供了更多自由多樣的選擇。青年應該打破“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觀念，在迎合社會智能化、技術化和服務化趨勢的同時，提升自己的職業(yè)技能。國家還應不斷完善數字經濟領域的技能培訓、勞動糾紛、社會保障等政策，為青年從事相關工作提供制度性保障。

4.自我治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涵養(yǎng)青年精神世界

功績社會驅使下工具理性的日漸膨脹，不僅導致價值理性難以發(fā)揮引領青年精神世界的作用，也致使缺乏價值引領的工具理性畸形化發(fā)展。青年對社會發(fā)展無法滿足自身需要產生懷疑之時，“由于‘存在’的匱乏，引發(fā)了緊張情緒和煩躁不安”。因此，用兼具真善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涵養(yǎng)青年精神世界以實現自身治愈，可謂意義重大。

(1)求“真”: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真理性厚植青年奮斗基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本質屬性、立足中國具體國情、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智慧、吸收古今中外文明理念的基礎上形成的。作為經過實踐反復證明的“改造世界”的科學理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結合，是凝集力量、匯聚精神、接續(xù)奮斗、激勵人心的重要法寶。首先，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價值目標，喚起青年的報國志。強國夢的價值目標從不同方面詳盡地勾勒了國家發(fā)展的宏偉藍圖，為青年勇于奮斗、不懈奮斗、接續(xù)奮斗指明了方向。其次，以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的價值準則，激發(fā)青年奮發(fā)情。愛國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讓青年認識到國家的前途命運與個人的理想追求息息相關，自覺將個人的“青春夢”與國家的“中國夢”相結合。除此之外，以“敬業(yè)”矯正“得過且過、無欲無求”的佛系態(tài)度;以“誠信”化解“有用至上、效用第一”的價值危機;以“友善”營造“我助人人、人人助我”的良好氛圍。在愛國情懷、敬業(yè)基石、誠信金律、友善紐帶的共同感召下，以目標激發(fā)青年奮斗之情，以行動紓解青年奮斗焦慮。

(2)向“善”: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性增強青年擔當意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性，更加注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的利益訴求同向同行，體現了個人的使命擔當與國家的發(fā)展進步的高度統(tǒng)一，反映了全體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追求。縱觀百年黨史，無數仁人志士為實現民族復興和國家富強前仆后繼、揮灑熱血，積極主動地承擔起自身的使命與責任，繪就了一幅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的生動畫卷?？梢哉f，今天偉大成就的取得，離不開一代一代青年的勞動與奉獻，離不開一代一代青年對國家使命的勇于擔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蘊含的巨大價值力量，感召著新時代青年在追夢和圓夢的生動實踐中“敢于擔當”;凝聚著新時代青年在服務人民、奉獻社會的偉大實踐中“甘于擔當”;激勵著新時代青年在練就自身本領的過程中“善于擔當”。以“敢于擔當”“甘于擔當”“善于擔當”提升青年人生格局、磨礪青年精神意志、化解青年精神危機、解決青年精神內耗。

(3)追“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審美性夯實青年實踐之基。如前所述，青年的審美意識不可避免地被夾雜著功利主義、享樂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潮所操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審美功能，主要在于講清楚“真”“善”“美”的價值理想、價值觀念和價值準則，幫助青年認清“假”“惡”“丑”的真實面目，進而免于被其奴役和驅使。青年審美意識的塑造與升華不僅僅是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問題，還是規(guī)范自身行為的實踐問題。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理想和奮斗目標的實踐性闡釋，切實解決青年精神內耗中“想得太多，做得太少”的思想困擾，發(fā)揮理想助推實踐的重大效用?？梢哉f，今天我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共產黨人帶領全體人民依靠辛勤勞動和創(chuàng)造性勞動換來的。當代青年定要在認識到自身使命的基礎上，以勞動解除思想包袱，以真抓實干的實踐品格積極投身于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

四、結語

精神內耗并不是當代青年群體獨有的情緒基調，任何年代的青年在完成目標、實現自我的過程中，都會或多或少出現相似的心理感受。如果能正確地加以引導，這些看似負面的情緒就可能轉化成青年發(fā)展的內驅力。如何將“絆腳石”轉化為“墊腳石”，需要客觀、冷靜、理性、辯證地分析。第一，從積極情緒看，精神內耗是部分青年尋找人生出口過程中的自我反思與自我反省，是遇到困難和挫折自省之后的整裝出發(fā)。第二，從消極情緒看，過度精神內耗導致部分青年陷入無休止的自我懷疑、無止境的自我攻擊、無止境的糾結猶豫中，在懷疑、猶豫、糾結中身心俱疲、殫精竭慮。第三，青年精神內耗作為目前一種比較普遍的情緒基調，為避免消極情緒超過甚至戰(zhàn)勝積極情緒，從認知層面、技術層面、制度層面以及個人精神層面進行有效引導，或許可以為其積極作用的發(fā)揮提供部分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