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研究現(xiàn)狀和發(fā)展動態(tài)
敘事學誕生的標志是1966年第8期巴黎出版的《交際》雜志中關于“符號學研究——敘事作品結構分析”???,通過一系列文章敘事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公諸于眾。而1969年法國批評家托多羅夫在其《<十日談>語法》中第一次使用了敘事學這個術語。這段時期的經典敘事學,即結構主義敘事學,主要研究小說故事結構、敘事技巧。
經典敘事學在法國興起后得到美國學界的熱烈響應,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在美國發(fā)展的勢頭相當好,但在英國發(fā)展勢頭比較小。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典敘事學遭到后結構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抨擊,產生了順應讀者反應批評、文化研究等新興學派,關注讀者和語境的后經典敘事學,此后出現(xiàn)了至少五個方面的轉移:從作品本身轉向讀者的闡釋過程;借用其他領域的分析工具;分析口頭敘事的方法,研究讀者對敘事過程的理解;關注社會歷史語境如何影響或導致敘事結構的發(fā)展;以及注重跨學科研究,廣泛應用于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以及教育學等研究領域。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敘事學研究逐漸興盛,主要是對西方敘事學理論的翻譯、介紹和運用,關注小說的敘事,對西方敘事學研究有一種跟風的研究態(tài)勢,缺乏理論的拓展;同時,80年代敘事學的傳入,讓中國的學者開拓眼界,涌現(xiàn)出一批以申丹為代表的將敘事學作為自身畢生的學術追求的學者。
20世紀90年代,認知科學和認知語言學在學術界引起轟動,因此也產生了認知敘事學,申丹在2004年出版的《敘事結構與認知過程》中,評析了認知敘事學的本質特征和不同的研究模式,但這個研究領域在國內的應用還不夠完善。
同一時期,教育敘事研究傳入我國,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熊沐清和鄧達在2010年首次提出敘事性外語教學,運用敘事、推理、傾聽等方式,促進語言認知水平提升,增強意義潛勢,達成與世界的溝通。同時指出敘事性外語教學包括想象型、口頭型和書面型敘事三種類型。 敘事性外語教學理論的提出,立即引起廣大學者的關注。
李凌燕,吳晶(2012)指出敘事能力的培養(yǎng)對大學生口頭表達能力的提高會產生正遷移的作用,具體表現(xiàn)在,學生詞匯和句法使用能力的提高;語篇銜接連貫性得到提高;并且所述內容有情節(jié),更富有感染力。同時,將敘事能力分成“復述能力”“講述能力”和“自述能力”,并就這三個層次分別提出了具體的操作措施。
常永才,楊小英(2012)指出在布魯納的建議下,應該將科學理解換算成敘事的形式,或說是“敘事的啟迪法”,并提出教師可以結合五個元素設計敘事教學法,即一個虛構或真實的故事、行動者、可認知的場合、方式和采取的行動。從而解決大學生厭學的情況,提升課堂教學的效益。
米衛(wèi)蘭,張敏(2012)提出大學英語課堂教學語境下,不僅要促進外語教師行為的敘事化,教學內容的敘事化,同時要注重教學過程的敘事化,學習者應充分調動認知和情感因素,積極參與敘事活動中,促進知識的建構和內化。
蔣蘇琴(2013)在《敘事教學法與英語語塊習得》中,運用敘事教學法在實際教學操作中指導英語語塊教學,讓學生成為語境的創(chuàng)造者和參與者,有利于提高大學生語言持續(xù)學習的能力和自主學習的能力。
戚亞軍(2013)從“以寫促學”的敘事心理學視角,提出故事化寫作的實施操作。
劉秋成(2014)研究了敘事視域下大學生敘事能力的培養(yǎng),提出了課前講小故事,課中教學內容增加真實性以及課后續(xù)寫來提高大學生敘事能力等。
綜上所述,大學生敘事能力的培養(yǎng)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但大部分研究是在敘事教學法視角下,從英語的語塊,閱讀和寫作出發(fā),提出相應的措施,以此來提高大學生英語敘事能力。但對于大學生英語敘事能力的影響因素方面的相關成果非常少,并且在閱讀和寫作等方面提出的策略尚缺乏系統(tǒng)性。
因此,本課題小組從國家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和“講好中國好故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視角,研究影響大學生英語敘事能力的因素,并通過量性和質性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提出合理有效的解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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